亚洲金融危机和亚洲价值观（下）
——访黄心川
本报记者张义德
记者：“亚洲价值观”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对东亚经济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尊重国家权力、个人服从社会、步调一致、牢固的家庭伦理观念、勤劳节俭、重视教育等等。新加坡外交家科埃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列举了东亚操作的十项策略，就包括人民和国家之间订立社会契约，保证基本需求，维持法治，自力更生，不提倡福利主义，良好的道德环境，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等，这十项操作策略是建立在东亚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因之得到了东亚和东南亚很多国家和人民的呼应，并受到了欧美政界人士和学者的重视。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时代》周刊（1992年5月）撰文说：“垂直的实力主义倾向、由年龄构成的阶层秩序、学习欲望、节俭主义、家族及集团的团结性等，这些形成了儒教的文化遗产。它完全不同于欧洲及北美的宗教伦理的精神概念，但是它可以产生同等的经济效果。西方世界恐怕不能不承认，深深扎根于与西方世界大不相同的文化中的人们……仍然可以幸福地生活。”美国著名作家劳伦斯·哈里森在《纽约时报》（1996年6月2日）著文称：“东亚的成功——包括日本——很重要的原因是‘儒教’（社会精神的特质还包括道教和崇拜祖先的因素）。这些价值观强调了工作、教育、美德、未来和节俭。它使人回想起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引为工业革命动力的新教道德观。”目前，儒学的价值观不仅作为一种东亚传统的哲学、宗教思想而存在，而且也融合于现代经济和生活之中。例如，儒家的道德规范在日本现代企业的管理（质量管理、终身雇用制、意见建议制度、官员和企业家的密切合作、国家的推动等）和人际关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韩国把儒家的权威主义运用到经济中去，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经济”，这对政府在制定经济战略、保护国内外市场，特别是统摄全民族举国一致追赶和实现现代化目标而起着十分重要的动员和组织作用。 记者：那么，东亚价值观是否也有消极因素？它对经济发展是否也有负面影响呢？ 黄：当然，东亚价值观也有消极的方面。如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是发生金融危机以来着重争论的一个问题。其实，即使是实行自由主义经济的，也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必然会出现利益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容易被一些人利用来牟取私利。 记者：这种现象，西方经济学称为“寻租”现象。“寻租”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来的，说明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也存在。 黄：“寻租”现象是腐败的一个根源。亚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媒体都有曝光，可见反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有人因此而否定国家对经济的作用，那是不对的。 记者：为了摆脱危机，还是需要这些国家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 黄：再如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家族主义的危害性很大。这种危害就在于把财富集聚到家族中去，把经济拖到危险的境地。但是，出现这种弊端有一个条件，就是家族关系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在生活领域、人际关系上，家族关系也就是亲缘关系的凝聚力，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并进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它是有积极作用的；一旦它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时，就会起坏作用。所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好，家族主义也好，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对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也有破坏作用。 记者：这就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黄：在这个意义上，是这样。所以对亚洲价值观要作分析，要作辩证的考察，不可简单地肯定或简单地否定。加拿大秦家懿教授认为：“一个国家价值观的形成，同它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近的一次调查是由罗珀—斯塔奇公司进行的，该机构在35个国家向35000人征徇了意见。调查结果表明，亚洲国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在菲律宾，该公司发现，尊敬先人被认为是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条。当然，孝道是孔子传授的最佳美德。很难想象西方国家会把这一条放在第一位。”又说：“现在或许是把亚洲价值观所包括的各种品质认真归类的最好时机，……亚洲价值观也像其他价值观一样有着它的优点和弱点。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些价值观可能比另一些价值观更有用，所需要的是要用那些能够提供帮助的价值观，而摆脱那些阻碍发展的价值观，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是没有道理的。” 记者：您认为东亚在摆脱金融危机中，文化因素（如“亚洲价值观”）将起什么作用？ 黄：虽然亚洲金融危机目前还没有过去，但早晚是要过去的。据经合组织的报告，到1999年底，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有望出现增长。为了摆脱金融危机，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做了很大的努力。当然首要的是要有对付危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因素包括亚洲价值观不是无关紧要的，它必将起积极的作用。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最近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说：“不论是这场危机还是处理危机所采取的政策，都不会改变亚洲的价值观。”为了摆脱金融危机，韩国人响应政府的号召，开展“募金运动”，慷慨地捐献自己的财产，帮助国家渡过难关。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恐怕是很难见到的。经过金融危机的考验，亚洲价值观将会克服其消极因素，发挥其积极因素，对促进经济的复兴起到应有的作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金融中心主任斯科特·帕迪指出：“亚洲将恢复经济增长。亚洲国家是有活力的社会，它们的人民受过良好的教育，勤劳苦干，富有创造精神，并且总是把很大一部分收入积存起来，它们的政府汲取了非常重要的教训，懂得了开放它们的市场和增加金融交易的透明度以及吸引和留住外资的必要性，今后，亚洲国家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对于亚洲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们是有充分的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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